"红薯与紫芽":红薯和紫芋,
# 紫芽:双凤芋艿,又名紫芋,紫梗芋艿,属天南星科芋属。其特点是形状腰圆,皮黑毛多,紫芽紫梗,肉色白净,软滑香美,酥而不腻,为蔬菜中之佳品。,红薯:北宋时的一种山药,并非今天所见的红薯。因为红薯是明朝时才传入中国的。当时的“红薯”叫“薯蓣”或“藷蓣”,薯蓣科多年生缠绕藤本植物,茎蔓可长达三米以上,种在墙脚让它沿支架攀缘而上。它的茎部叶腋间会生出球形块茎,专称零余子,又名山药蛋。这零余子可以食用,也可以象种子那样供繁殖之用。地下的肉质块根,是主要供食用或药用。山药是夏季开花,花单生,乳白色。
"远插墙四周":种满屋前屋后,
"且放幽兰春":像幽兰一样静待春天,
# 幽兰春:喻山药和紫芽开花时放出类似幽兰的香气,因是夏天开放,所以说不与秋菊争霜。
"莫争霜菊秋":不跟秋菊抢风头。
"穷冬出瓮盎":寒冬里从罐中挖出薯芋,个个饱满圆溜,
# 瓮盎:两种肚大口小的陶瓷制品,当为收藏山药和紫芋产品的器具。东汉杨孚《异物志》说:“儋耳夷……食薯,纺织为业。”西晋稽含《南方草木状》称:“海中之人皆不业耕稼,惟掘地种甘薯。秋熟收之,蒸晒切如米粒,仓圌(chuán,盛粮器具)贮之,以充粮糗,是名薯粮。”苏诗储藏作为冬天食品的应是这种“薯粮”。
"磊落胜农畴":比农田的庄稼还体面,堆得像小山丘。
# 磊落胜农畴:此处指收获比农民耕种的田地还多。畴,(chóu),已耕作的田地。
"淇上白玉延":都说淇水的“白玉延”是山药里的顶流,
# 玉延:自注:“淇上出山药,一名玉延。”唐朝孙思邈《备急千金要方· 薯蓣》:“薯蓣生于山者,名山药。秦楚之间名玉延。”
"能复过此不":可我这儋州的土疙瘩,谁敢说不够优秀?
"一饱忘故山":吃饱喝足忘了故乡在哪儿,
"不思马少游":功名利禄算啥,懒得学马少游!
# 马少游:马少游,是汉伏波将军马援的同祖父堂弟,他常劝马援不要为功名所累,说:“人生一世,但取衣食裁足。”马援则战功显赫,说是“大丈夫立志,穷当益坚,老当益壮”,不怕“马革裹尸而还”。苏轼以谪居海南的身份,种植山药,自得其乐,当然也不必追思马少游了。
北宋文坛领袖,豪放派词人,“唐宋八大家”之一
苏轼(1037~1101),北宋文学家、书画家。字子瞻,一字和仲,号东坡居士。眉州眉山(今属四川)人。嘉祐进士,神宗时曾任职史馆,因反对王安石新法而求外职。后因“乌台诗案”贬谪黄州,又贬谪惠州、儋州。南宋时追谥文忠。苏轼在诗、词、散文、书画等各个领域都富有创造性。诗与黄庭坚并称“苏黄”,词与辛弃疾并称“苏辛”,古文和欧阳修并称“欧苏”,是“唐宋八大家”之一。其诗清新豪健,善用夸张比喻;其词开豪放一派,对后代很有影响;其文汪洋恣肆,明白畅达。苏轼还擅长行书、楷书,用笔丰腴跌宕,有天真烂漫之趣,是“宋四家”之一;绘画上主张“神似”。代表作品有《赤壁赋》《念奴娇·赤壁怀古》《水调歌头·丙辰中秋》《题西林壁》等。著有诗文《东坡七集》、词集《东坡乐府》。
1. 主题及内容介绍
《和陶酬刘柴桑》是一首五言古诗,也是一首田园诗。全诗介绍了诗人谪居儋州时在屋舍四周种植红薯、紫芽的躬耕生活,描绘了“红藷与紫芽,远插墙四周”的田园图景与“穷冬出瓮盎”的冬日丰收场景;体现了“且放幽兰春,莫争霜菊秋”中不争时序、淡泊名利的隐逸心境,以及“淇上白玉延”与儋州风物的对比,彰显诗人对贬谪之地的认同与自足;营造了“幽兰春”般的淡雅意境与“磊落胜农畴”的丰饶氛围,将农耕琐事升华为“一饱忘故山”的禅意哲思;表达了“不思马少游”的豁达超脱——以饱食自乐消解功名执念,在栽种收获中寻得“悠然见南山”的宁静,展现苏轼“逆境中见从容”的人生态度。
2. 写作手法
对比:“磊落胜农畴”将红薯的饱满丰硕拟人化为磊落君子,与“农畴”(普通农田)形成对比,突出谪居之地的物产丰饶,反衬诗人对逆境的超然态度。白描:“红藷与紫芽,远插墙四周”以朴素笔触勾勒躬耕场景,而“幽兰春”“霜菊秋”以兰菊象征高洁与孤傲,暗喻诗人不争时序、安于当下的淡泊心境。
3. 分段赏析
前四句以田园风物起笔,“红藷紫芽”绕墙而植,写躬耕之趣;“幽兰”与“霜菊”分属春秋,以“且放”“莫争”劝喻顺应天时,不执外物。苏轼借陶渊明“任真”之思,暗藏“各安其性”的处世哲学——幽兰不必争春,霜菊无需傲秋,万物自有时序,隐喻贬谪生涯中当随遇而安。中四句“瓮盎”贮藏的冬粮磊落满仓,反超农畴丰饶,自嘲中见知足;“淇上白玉延”(山药古称)之问,以名贵食材对比“红藷紫芽”的乡野朴拙,彰显贬所惠州“人间至味是清欢”的生活美学——粗粝中得真味,何羡玉食琼浆?末四句化用东汉马少游“求为乡里善人以终”的典故,却反其道而行:饱食薯蓣竟能“忘故山”,非真忘乡,而是以饱足消解乡愁;不慕少游之逸,实因贬谪之身已觅得“此心安处”。苏轼以陶渊明“托身得所”为底色,翻出“岭南万户皆春色”的新境,写尽宋人“以俗为雅”的生命韧性。
4. 作品点评
苏轼的精神世界始终浸润着中国文人的双重底色——一面是儒家“穷则独善”的豁达,一面是道家“安时处顺”的从容。他将贬谪的荒蛮之地化作精神的沃土,在“红藷与紫芽”的躬耕中重构生命的意义:竹篱茅舍间的栽种不再是农事劳作,而成为对抗命运荒诞的禅修仪式;一饮一啄的日常不再困于物质匮乏,而升华为“此心安处”的哲学命题。与其说他在追慕陶潜式的田园牧歌,不如说在以土地为纸、锄犁为笔,书写着“天地者万物之逆旅”的终极诗篇。当朝堂的冠冕化作南国的蓑笠,这位自称“东坡居士”的谪官,终在儋州的蕉风椰雨中参透——生命的完满不在庙堂丹墀的虚名,而在青薯紫芋间触手可及的清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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