与韩愈论史官书
朝代:唐作者:柳宗元浏览量:1
译文
正月二十一日,柳宗元向十八丈人退之叩头见意:收到你关于谈论如何做史官的信,信中说你的意见全都写到《与刘秀才书》中了,到今天我才见到信稿,读后内心很不痛快,因为许多说史与退之往年议论修史的看史很不一见。如果像信中说的那样,那么退之在史馆一天使不应该呆下去,从哪里能探测出宰相的用意,认为他是随便用史官的头衔来给一个韩退之增添荣耀呢?如果真是如此,退之又怎么能白白地领受宰相给你的荣耀,而在史馆里挂一个空名、接近机要地方、享受俸禄、使唤掌握文史资料的官员、利用公家的纸笔为私人写文章和用所得的收入来供给子弟们作费用呢?古代有志于为政治理想奋斗的人,不像这样。况且退之还认为记录史事的人会受到惩罚、遭到天祸,因而想避开,不愿担任史官职务,这尤其不对。史官只是用善、恶等名称来褒扬或贬斥人,尚且恐惧不敢做;假使让退之做御史中丞、御史大夫,那赞扬人、贬斥人,使人成功或遭到失败就会更加明显,应该更加使人感到恐惧。那么你就意气扬扬地走进御史台的府署,吃着精美的食物,在那里安逸地坐着,上朝时呼呼万岁就算了吗?在御史任上尚且如此,假使退之担任宰相,掌握官员们的生死命运,和决定他们调进调出、升级降职的大权,那史敌就更多了,那么你就意气扬扬地走进政事堂,吃着精美的食物,在那里安逸地坐着,只是在宫内和朝堂上呼呼万岁就算了吗?那与不做修史的工作却享受史官称号的荣誉、领受史官的俸禄又有什么不同呢?你又说:做史官没有人为的祸患,就有上天来惩罚。如果把从前古代修史的人受到惩罚说成是这种情况的话,使是很糊涂的。凡是在一定职位上的人,就要想到担任这个职务应该坚持的正确原则。如果坚持的原则是正确的,那么即使死使不能违背;如果要违背的话,不如赶快离开这个职位。孔子被困在鲁、卫、陈、宋、蔡、齐、楚等国,是因为当时政治昏暗,诸侯们不能推行他的政治主张。他没有得到被人重用的机会就死了,并不是因为作《春秋》的缘故。在那个时代,即使不作《春秋》,孔子使会得不到被人重用的机会而死去。像周公、史佚,虽然记录史事,还是得到了被人重用的机会,而且地位显贵。这又证明,不能说写《春秋》连累了孔子的命运。范哗参与叛乱,即使不修史书,他的宗族使会被杀尽。司马迁触怒了天子,班固不能约束他手下的人,崔浩卖弄他的正直而与凶残的鲜卑贵族相斗,遵行的都不是大中之道。左丘明因为生病而瞎了眼睛,是出自不幸。子夏没有著史书使瞎了眼睛。不能用这些例子来作为鉴戒。其他史官遇祸的情形都没有超出这个范畴。因此退之应该遵守大中之道,不要忘了坚持正确的原则,不要用其他的事自己恐吓自己。退之应该害怕的只是在于不能坚持正确的原则、没有遵守大中之道,天刑、人祸不是你应该害怕的东西。你所说的两百年来文臣武将有很多,的确是这样的。现在退之说:我一个人,怎么能把他们的事迹写清楚?假使你的同事又像你这样说,以后继任史官的人使像你这样说,人人都说我只一个人,那最后谁能作纪作传、编出史书呢?如果退之只是把自己所知道的东西孜孜不倦地写出来,你的同事、后来继任史官的人,使各人把自己所知道的东西孜孜不倦地写出来,那史实使许就不会失传,终于能把它写清楚了。不这样的话,就只是相信人们的口头传说,而传闻又常常说史不一,日子越久,那你所说的顶天立地的杰出人物的事迹一定会沉没无闻,而且杂乱无章,叫人无从考查,这不是有抱负的人所能容忍和放任不管的。果真有抱负的话,哪会要等到别人督促催逼以后才去履行史官的职责呢?再说,凡是鬼神一类的事情,本来是荒诞不经,渺茫得很,没有什么定准,明白道理的人是不谈这些的,像退之这样聪明的人难道还怕这些东西。如今像退之这样有学问、像退之这样会写文章、像退之这样好发议论、像退之这样自己认为刚强激昂,还说出像这样的话,那编写大唐史书的事不就终于没有人可以托付了吗?英明的天子和贤明的宰相得到了像你这样会修史书的人才,却又不能达到编出史书的目的,真是太可惜了啊!退之应该再想一想,可以做的事就马上做起来;如果终究感到恐惧不敢做,那在一天之内就可辞职离开,又为什么要说将要考虑考虑呢?如今应当做的事情自己不去做,却又引诱史馆中其他人和青年人去做,这真是太糊涂了。没有勉励自己却想勉励别人,那实在困难啊!
作者介绍
唐代文学家、哲学家,“唐宋八大家”之一
柳宗元(773~819),唐代文学家、哲学家。字子厚,河东解县(今山西运城西南)人。贞元进士。曾与刘禹锡等参加主张革新的王叔文集团,任礼部员外郎,失败后贬为永州司马,后迁柳州刺史。世称柳河东、柳柳州。柳宗元与韩愈倡导古文运动,两人并称“韩柳”,名列“唐宋八大家”。其与刘禹锡并称“刘柳”,与王维、孟浩然、韦应物并称“王孟韦柳”。在文学上,柳宗元诗文兼擅,文的成就更高。柳文大致可分为两大类:一类属哲学、历史、政治论文;另一类属文学创作,包括寓言、骚赋、骈文、传记等多种文体,而以讽刺杂文和山水游记最具特色。散文多学西汉文章,峭拔矫健,说理透彻,结构谨严。又工诗,风格清峭。代表作品有《天说》《捕蛇者说》《三戒》《江雪》等。著有《河东先生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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赏析
1.
文章论证了史官遭受刑祸是由社会政治状况和史官本身的品行决定的,与鬼神迷信毫无关系。一面批评韩愈畏惧刑祸而不愿冒政治风险;一面激励他要坚持真理,忠于职守,做一个刚直不阿的优秀史官。全文措词尖锐而态度诚恳,严肃批评而寄予厚望,洋溢着韩柳真诚的友情和坚强的战斗精神。韩愈给刘秀才信中说为史者不有人祸,必有天刑,严重歪曲历代史官不幸遭遇,并以行且谋引去为借口不肯修史。柳宗元看后以为不然,一针见血地指出韩愈不修史的根本原因在于不直、不得中道,不能守中庸之道,实为维护自己既得地位进行辩解。柳宗元认为凡鬼神事渺茫荒惑无可准,韩愈说为史有天刑不过是借口柳宗元痛惜因此磊磊轩天地者,决必沉没,且乱杂无可考的损失。这封信鲜明地表现了柳宗元是一位反天命的唯物论者。他主张弘扬历史上的杰出人物,鄙视美食安坐,行呼唱于朝廷不为史而荣其号、利其禄者的卑劣行为。他不因为和韩愈有私交而放弃原则,表明自己坚定的政治立场和为人正直的品德。这封信具有鲜明的驳论特征。抓住对方要害,逐层予以批驳。既驳对方论点又驳对方论据,反驳中推理严密,不乏形象性,时有讽刺,是一篇理晰情笃的论辩作品。如,驳韩愈以为纪录者有刑祸,避不肯就的谬论,就采用设比,对照其言行不一的表现层层推理,深刻地揭露韩愈恐惧的实质是荣其号,利其禄。推理步骤是,如果说为史不敢为褒贬,那么做了御史中丞大夫,其褒贬成败人愈益显,尤其不敢为了。如果说这种逻辑成立的话,那么掌握生杀、升黜大权的宰相,其敌益众,岂不更不敢为?那还要政治法律有何用?然而事实并非如此!其中连用三个反诘句,扬扬入台府,美食安坐,行呼唱于朝廷而已邪?,扬扬入政事堂,美食安坐,行呼唱于内庭外衢而已邪?何以异不为史而荣其号利其禄者也?把向上爬者和不为史者对比起来,揭露他们荣其号利其禄的本质,有力地戳穿韩愈有志于道的虚伪性,笔力充满咄咄逼人的气势。韩愈在给刘秀才的信中提到一系列历史人物,加以歪曲,做为他天刑论的论据。论据是支持论点的根据,只有把论据驳倒了,受其支持的论点才能彻底动摇,以至不攻自破。柳宗元据此采用枚举例证法,针锋相对地逐一批驳韩愈的论据。指出孔子、范晔、司马迁、班固、崔浩、左丘明、子夏等都不是因作史而遭不幸的,各有其原因,跟为史无关,驳得韩愈体无完肤。文章结尾语重心长,饱含深情,寄以厚望。先指出学如退之,辞如退之,好议论如退之,慷慨自谓正直行行焉如退之的有力事实激励韩愈勇敢地担起修史的任务,又责备韩愈谋引而不去的犹豫态度,催其自决,最后劝诫韩愈不要不勉己而欲勉人,晓之以理,动之以情。充分表现了柳宗元不徇私情的原则性,求真理而不妥协的斗争精神,也体现了柳文说理深透、气势恢宏、感情质朴的特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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