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唐代文学家，“唐宋八大家”之首

韩愈（768～824），唐代文学家、哲学家。字退之，河南河阳（今河南孟州南）人。贞元进士，官至礼部侍郎。谥号文。因昌黎（今辽宁义县）是韩氏郡望，其文中常自称“郡望昌黎”，故世称“韩昌黎”“昌黎先生”。韩愈提倡散体，与柳宗元同为古文运动的倡导者，并称“韩柳”。他被列为“唐宋八大家”之首，散文在继承先秦、两汉古文的基础上，加以创新和发展，气势雄健。其与柳宗元、欧阳修和苏轼并称“千古文章四大家”。诗与孟郊齐名，并称“韩孟”。诗风奇崛雄伟，力求新警，有时流于险怪。又善为铺陈，好发议论，后世有“以文为诗”之评，对宋诗影响颇大。代表作品有散文《师说》《祭十二郎文》，诗歌《左迁至蓝关示侄孙湘》《早春呈水部张十八员外》《山石》等。著有《昌黎先生集》。

1. 分段赏析

“君不见太皇谅阴未出令，小人乘时偷国柄。北军百万虎与貌，天子自将非他师。一朝夺印付私党，凛慎朝士何能为！”旧注“小人”是指二王。当时的情况是，顺宗初立，休病，不能视事，公卜位给皇太子，是为宪宗，顺宗则为太上皇。有人认为，当时唐主幼弱，政权未固，二王恐宦官作乱，所以夺宦官兵权以捍卫皇室，目的在于推动革新。韩愈则是站在宦官集团一边，反对二王夺兵权，是革新的反对派。关于二王夺兵权是否与永贞革新有必然的联系，史阙有间，不好妄下结论，但据新、旧《唐书》及《资治通鉴》，当时的情况是王叔文早已与王伾、李忠言、牛昭容等结成党羽。王氏首先取得起居郎、翰林学士之职，然后又表面上推荐杜佑领度支盐铁使，并以己副之。其时杜佑并无实权，盐铁之权实际上已落到王叔文手中。对此，王叔文曾有一番话把自己的野心暴露无遗。他说：“钱谷为国大本，将可以盈缩兵赋，可操柄市士。”（《新唐书·本传》）王叔文千方百计控制了度支盐铁使的大权后，又设法身兼尚书户部侍郎之职，权力在迅速膨胀，并逐渐控制朝中的要害机构，有大权独揽之势。对此，宦官俱文珍敏锐地感觉到事态发展已威胁着朝廷的安全，史称“俱文珍恶其弄权，乃削去学士之职”（《新唐书·本传》）。俱文珍的目的在于限制王氏，使其不得随意人朝。这一措施，对控制权臣虽非良策，亦不失为权宜之计，其本质是为了维护朝廷的安全。对此王叔文耿耿于怀，“旧夜与其党屏人私语，人莫测其所为”（《资治通鉴·唐纪卷52》），“在省署不复举其职，引其党与窃语谋夺内官兵权”（新、旧《唐书·本传》）。可见，王叔文谋夺宦官兵权，完全是由于宦官俱文珍妨碍他在朝中扩张个人势力的缘故，是出于私怨，而不是为了革新。其实，在封建王朝中，由宦官代表皇室掌兵，以安定朝廷，是常有的事。当然，由于宦官弄权，危害宗室亦屡见不鲜。至于俱文珍是一个怎样的宦官，《旧唐书·本传》称他“性忠正，刚毅而蹈义”这个评语，是实事求是的，并非虚美之词。观俱文珍的一生，并无劣迹。《新唐书·吐蕃传下》载：贞元三年，俱文珍曾参与吐蕃之盟，被执不屈，后乃放还。这正是他刚毅蹈义的表现。贞元十三年，俱文珍奉命为监军，叛将李酒割据作乱，文珍即献策，擒获李酒，平定了这次内乱，维护了统一。（《资治通鉴》）可见，俱文珍的一生是效忠于唐宗室的。故顺宗初立而让位，文珍则处处提防小人弄权。至如宪宗之立，文珍的功劳也是众所皆知的，故史曰：“宪宗之立，贞亮（即俱文珍）为有功，然终身无所宠假”（《新唐书·本传》）。可见，韩愈在《永贞行》中抨击二王欲夺兵权，是站在维护当时唐宗室政权的高度，从政治斗争的形势和经验教训中，去论断其是非的。毫无疑义，这在当时是有利于社会安定和发展的，不能把反对二王夺兵权等同于反对永贞革新；亦不能认为韩愈对俱文珍有所肯定，即认为他是依附于腐朽的宦官集团。朱熹于《韩愈本传考异》云：“《历官记》云，公（即韩愈）判祠部（指元和初事），日与宦者为敌，恶言骂辞，狼籍公牒。”如果韩愈真的依附宦官集团，就不致于屡遭降滴，死于贬所了。韩愈是把俱文珍个人及其所做的有利于国家的事，与腐朽的宦官集团区别开来的。“狐鸣集噪争署置，目易毗跳踉相妩媚。夜作诏书朝拜官，超资越序曾无难”他抨击二王企图以其私党集团取代朝中贤臣，破坏廉明之吏治。如上所述，二王与李忠言、牛昭容乘顺宗病疾之际，朋比为奸，欲架空皇室，独揽大权，其阴谋明若观火。永贞元年六月，韦皋曾上表示：“（二王）赏罚任情，堕纪紊纲；散府库之积，以赂权门；树置腹心，遍于贵位；潜结左右，忧在萧墙。”（《资治通鉴》）随着二王在永贞革新中的表现，有识之士逐渐看清了他们行非正道，不利于宗庙社樱。无论在《顺宗实录》，还是《资治通鉴》，新、旧《唐书》均可看到“其（二王）所交结，相次拔摧，至一日除数人”的记载。二王奉行顺我者昌，逆我者亡的政策。他拼命安插党羽，发展个人势力，这与前述其欲夺兵权的野心是一致的。有人认为，二王之“超资越序”，其实是拔抉有为之新秀，罢去无能或贪默之旧人，并以罢李实，任八司马为例，说明这正是二王革新之举，韩愈反对这种“超资越序”，就是反对革新。关于八司马的问题，容于下文详论。至于李实，韩愈的确曾作书歌颂过他，这是事实；可是韩愈并非李实党羽，他和李实在政治上是没有关系的，李实也没有朋党韩愈的迹象，所以不存在由于派系的缘故，韩愈要维护李实的可能性。韩愈对李实的认识是有一个过程的，《上李实书》写于贞元十九年，里面确有“赤心事上，忧国如家”等语。其时，韩愈如此歌颂李实是不恰当的，但他急于求进则有之，若谓其屈身以附实，则确无实据。朱熹就十分公允地说：“然（愈）恐不至于媚实以求进也。”（《韩愈本传考异》）至贞元二十一年，李实以虚报灾情的名目被贬，韩愈即对他有了新的认识，并在《顺宗实录》中毫无隐讳地揭发了他的罪行。其实韩愈对李实的态度，只是对其人的认识和评价的问题与永贞革新的政治活动，尤其是与对二王的批评是无关的。韩愈对李实态度的前后转变，正反映了他对人物认识的发展过程，和实事求是的态度，不能因早期韩愈对李实有过不符合实际的歌颂，而否认二王借“超资越序”以结党营私的事实。在选用人材方面，韩愈一向主张打破门第之见，实行任人唯贤的做法。最能代表他这一思想的，是贞元十八年他给祠部员外郎陆参的一封题为《行难》的信。在这封信中，韩愈批驳了陆参对一些出生低微的人贤而不肯摧用的所谓“求其初”的思想，指出“苟如是，先生之言过矣”，并列举了历史上大量虽出生卑贱，一旦委予重任，竟成大业的例子：“昔者管敬子取盗二人为大夫于公，赵文子举管库之士七十有余家夫恶求其初！”并沉痛地叹息：“先生之说传，吾不忍赤子之不得乳其母也”韩愈认为，若在选用人材方面，论资排辈，讲究门第，只“求其初”，不能超资越序、唯贤是用，则国家、百姓便要蒙受无法弥补的损失。在《进学解》中，他即把这一见解提高到理论的高度：“大木为杗，细木为桷，欂栌、侏儒，椳、闑、扂、楔，各得其宜，施以成室者，匠氏之工也。玉札、丹砂，赤箭、青芝，牛溲、马勃，败鼓之皮，俱收并蓄，待用无遗者，医师之良也。登明选公，杂进巧拙，纡馀为妍，卓荦为杰，校短量长，惟器是适者，宰相之方也。”就是说，人无贵贱，材无大小，都应兼收并蓄，量才待用。韩愈的一生，均致力于冲破门阀制度，为超资越序、唯贤是用大声疾呼。二王借“超资越序”之名，行结党营私之实，这与韩愈的主张是格格不入的。在这方面，韩愈反对二王的做法，恰恰证明了韩愈是革新的真正拥护者。他对二王所谓“超资越序”的揭露，实质是摆明了永贞革新失败的主要原因在于用人不当，并因此感到痛心疾首。“公然白日受贿赂，火齐磊落堆金盘”，揭露了他们腐败堕落，是国家社稷的蛀虫。《资治通鉴·唐纪卷52》载：“二王为太子（后为顺宗）宾客，得宠，于是受贿于藩镇，与之相结。”顺宗登位后，“宾客见二王，一人得千钱乃容之，还尤阂葺，专以纳贿为事，作大柜贮金帛，夫妇寝其上。”似这样的记载，不但见于《资治通鉴》，也见于新、旧《唐书》及《唐鉴》等历史文献，可见，二王并非清官，他们不可能真心实意搞革新。韩愈反对他们，是反对他们的政治阴谋及腐败的行为，而并非反对革新。这点在诗中的意思十分明显。“四门穆穆贤俊登，数君匪亲岂其朋”。韩愈首先肯定了清除二王集团后，恢复任人唯贤的路线所出现的令人鼓舞的形势，同时更把八司马与二王集团区别开，指出八司马并非与二王朋比为奸的小人。“郎官清要为世称”，韩愈认为，八司马为官清要，有口皆碑。在八司马受贬之际，韩愈力排众议，肯定了他们高尚的品格，景仰之情溢于言表。尾声“具书目见非妄征”强调诗中所述皆基于史实，试图以见证者身份为全诗赋予客观性。“嗟尔既往宜为惩”直指革新派需为失败负责，呼应开篇对“小人”的批判，形成闭环结构。

# 前幅天昏地暗，中间日出冰消，阅至后幅，又如凄风苦雨。文生于情，变幻如是。

《唐宋诗醇》

# 唐八司马辅顺宗，善政不可胜书，而史目为奸邪，昌黎《永贞行》亦诋诃之。独范文正作论深为护惜，必有所见。

清袁枚《随笔》

# 于唐独表王叔文之忠，非过论也。予素不喜退之《永贞行》，可谓辩言乱政。

清谭献《十七史商榷》

# 少陵善房次律，而《悲陈陶》一诗不为之隐。昌黎善柳子厚，而《永贞行》一诗不为之讳。公议之不可掩也如是。

宋王应麟

# 韩、苏诗虽俱出入规格，而苏尤甚。盖韩得意时，自不失唐时声调，如《永贞行》固有杜意，而选者不之及，何也。杨士弘乃独以韩与李、杜为三大家，不敢选，岂亦有所见耶？

明李东阳

# 此诗前半言小人放逐之为快，后半言数君贬谪之可矜，盖为刘、柳诸公也。

清顾嗣立

# 予读韩退之《顺宗实录》及《永贞行》，观刘、柳辈八司马之冤，意退之之罪状王、韦，实有私心，而其罪固不至此也。退之于伾、文、执谊有宿憾，于同官刘、柳有疑猜，进退祸福，彼此有不两行之势。而伾、文辈又连败，于是奋起笔舌，诋斥无忌，虽其事之美者，反以为恶，而刘、柳诸人朋邪比周之名成矣。史家以成败论人，又有韩公之言为质的，而不详其言之过当，盖有所自。予故表而出焉，非以刘、柳文章之士而回护之也。

清陈祖范

# “直叙起，此诗史也。”“视《顺宗实录》中所书，则刘、柳实与伾、文同党济恶矣。而公《赴江陵途中》诗云：‘将疑断还否’，此诗‘匪亲岂其朋’，皆多为原谅，不忍直斥之。盖作史者朝廷之公义，作诗者朋友之私情也。二者不可偏废。”“公于二子，不惟不恨之，盖深惜之，惜其为小人所误也。然此难于明言，而情有不能自已，故托言之。蛇蛊毒物皆阴险之类，既惩于前，当戒于后，恳恳款款，敦厚之旨，友朋之谊，于斯极矣！”“所叙蛮岭之俗，与《赴江陵途中》诗似相同而不同者，此中有寄托在也。”

清程学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