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采

shī

诗

guān

官

“唐代三大诗人”之一，“诗魔”

白居易（772～846），唐代诗人。字乐天，号香山居士、醉吟先生，籍贯太原（今属山西）。贞观进士，曾官居太子少傅，谥号文，世称白傅、白文公。白居易与元稹世称“元白”，与刘禹锡并称“刘白”，还与李白、杜甫并称“唐代三大诗人”。在文学上，他积极倡导新乐府运动，主张“文章合为时而著，歌诗合为事而作”，诗风平畅自然、通俗浅切，相传老妪也能听懂。早期讽喻诗揭发时政弊端、反映民生困苦；自遭受贬谪后，远离政治纷争，诗文多怡情悦性、流连光景之作。代表作品有《新乐府》《秦中吟》《长恨歌》《琵琶行》《赋得古原草送别》等。 有《白氏长庆集》传世。

1. 分段赏析

开头至“下流上通上下泰”：开篇直接点明采诗官的职责与意义，指出采诗官通过采集诗歌、倾听民众的声音，能够让说话者没有获罪的担忧，倾听者可以从中得到警示和启发，从而实现上下信息的畅通，使国家和社会达到安泰祥和的状态，表达了诗人对采诗制度的高度认可和推崇，为后文的论述奠定了基础。“周灭秦兴至隋氏”至“君眼不见门前事”：首先指出自周朝灭亡秦朝兴起后一直到隋朝的十代时间里，采诗官制度被废弃。在这期间，宫廷中的诗歌要么是在郊庙祭祀时对皇帝的歌功颂德之词，要么是日常生活中取悦皇帝的艳词，很难找到规谏讽喻的内容。接着描述了谏官们因种种原因闭口不言，谏鼓也成为了毫无用处的摆设，皇帝临朝时群臣只知阿谀奉承，官员们只报告好消息，导致皇帝与民间相隔甚远，听不到真实的民情，无法了解民间的疾苦和问题，深刻地揭示了采诗制度废弃后朝廷政治的黑暗和腐朽。“贪吏害民无所忌”至结尾：在前文的基础上进一步指出，由于皇帝听不到民间的真实声音，贪官污吏迫害百姓毫无顾忌，奸臣蒙蔽君主也无所畏惧，就像周厉王、秦二世胡亥末年的情况一样，最终导致国家陷入危机，对统治者发出了严厉的警告。最后，诗人直接呼吁君主，若想打破言路壅塞，了解真实的民情，就应当先从诗歌中寻求讽刺之意，恢复采诗制度，点明了诗歌的主旨，表达了诗人对国家政治的关心和对统治者的期望。

# 末章总结。“言者无罪闻者诫”一语，申明作诗之旨，隐然自附于《三百篇》之义也。诸篇全仿杜甫《新安》、《石壕》、《垂老》、《无家》等作，讽刺时事婉而多风，其不及杜者，只笔力之纵横，格调之变化耳。

清梁诗正、钱陈群《唐宋诗醇》

# 乐天《新乐府》五十篇，每篇皆以卒章显其志。此篇乃全部五十篇之殿，亦所以标明其作五十篇之旨趣理想者也。……乐天之新乐府与文昌之古乐府，其体制虽有不同，而乐天推许文昌古乐府，则曰“未尝著空文”，自诩其新乐府，则曰“篇篇无空文”，是此一要义，固无差别也。又乐天于文昌古乐府则曰“愿播内乐府，时得闻至尊”。自述其作乐府之本志，则曰“惟歌生民病，愿得天子知”。此即其“采诗”、“讽刺”之旨意也。新乐府以此篇为结后之作，正如常山之蛇尾，与首篇有互相救护之用。其组织严密，非后世摹仿者，所能企及也。

近现代陈寅恪《元白诗笺证稿》

# 国朝能为歌为诗者不少，独李太白为称昏。盖气骨高举，不失颂美风刺之道焉。厥后白乐天《讽谏》五十篇，亦一时之奇逸极言。

唐吴融《贯休<禅月集>序》

# 乐天有《长恨词》、《霓裳曲》、《五十讽谏》，出人意表。大儒端士，谁敢非之！

宋田锡《贻陈季和书》

# 张舜民谓乐天《新乐府》几乎骂，乃为《孤愤吟》五十篇以压之，然其诗不传，亦略无称道者，而乐天之作自若也。公诗虽涉浅易，是大才，殆与元气相侔，而狂呔之徒仅能动笔，类敢谤伤，所谓“尔曹身与名俱灭，不废江河万古流”是也。

金王若虚《滹南诗话》

# 白太傅《秦中吟》、《新乐府》之作，风时赋事，美刺兴比，欲尽备夫六诗之义，大哉洋洋乎！

明邓元锡《唐文学传》

# 白香山尝有《新乐府》，得风人之旨，不可以其生盛唐后轻非之也。

明末清初侯方域《与陈定生论诗书》

# 杜子美创为新题乐府，至元、白而盛。指论时事，颂美刺恶，合于诗人之旨；忠志远谋，方为百代鉴戒。诚杰作绝思也！

明末清初冯班《钝吟杂录》

# 香山讽谕诗乃乐府之变，《上阳白发人》等篇读之心目豁朗，悠然有馀味。后李西涯乐府又变于白。

清田雯《古欢堂集杂著》

# 唐以来，古乐府音节久亡。少陵以时事创新题，为千古绝唱。乐天规切时事，激昂痛快，亦足横绝古今日当不徒以声调格律论其高下。

清杜诏、杜庭珠《中晚唐诗叩弹集》

# 白乐天诗能道尽古今道理，人以率易少之。然《讽谕》一卷，使言者无罪，闻者足戒，亦风人之遗意也。

清沈德潜《说诗晬语》

# 《新乐府》之作，乃以古昔采诗观风之传统理论为抽象之鹄的，而以唐代杜甫即事命题之乐府，如《兵车行》者，为其具体之模楷，固可推见也。虽然，微之之作，似尚无摹拟《诗经》之迹象。至于乐天之《新乐府》，据其总序……则已标明取法于《诗三两篇》矣。是以乐天《新乐府》五十首，有总序，即摹《毛诗》之大序。每篇有一序，即仿《毛诗》之小序。又取每篇首句为其题目，即效《关雎》为篇名之例。全体结构，无异古径。质而言之，乃一部唐代《诗经》，诚韩昌黎所谓“作唐一经”者，不过昌黎志在《春秋》，而乐天体拟《三百》；韩书未成，而白诗特就耳。又：关于《新乐府》之句律，李公垂之原作不可见，未知如何。恐与微之之作无所差异，即以七字之句为其常则是也。至乐天之作，则多以重叠两三字句，后接以七字句，或三字句后接以七字句。此实深可注意。……寅恪初时颇疑其与当时民间流行歌谣之体制有关，然苦无确据，不敢妄说。后见敦煌发见之变文俗曲殊多三三七句之体，始得其解。……然则乐天之作《新乐府》，乃用《毛诗》、乐府古诗乃杜少陵诗之体制，改进当时民间流行之歌谣，实与贞元、元和时代古文运动巨子韩昌黎、元微之之流，以《太史公书》、《左氏春秋》之文体试作《毛颖传》、《石鼎联句诗序》、《莺莺传》等小说传奇者，其所持之旨意及所用之方法，适相符同。其差异之点，仅为一在“文备众体”小说之范围，一在纯粹诗歌之领域耳。

现代陈寅恪《元白诗笺证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