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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国时期魏国诗人、思想家，“竹林七贤”之一

阮籍（210～263），三国时期魏国诗人、思想家。字嗣宗，曾为步兵校尉，世称阮步兵，陈留尉氏（今河南）人，建安七子之一阮瑀之子。他与嵇康等人并称“竹林七贤”。阮籍在政治上倾向曹魏皇室，对司马氏集团不满，常用醉酒的办法，在当时复杂的政治斗争中保全自己。在哲学上，他主张把“自然”和封建等级制度相结合，做到“在上而不凌乎下，处卑而不犯乎贵”。其诗长于五言，风格隐晦，多表现人生的孤独与苦闷；情调郁暗而富于哲理性，对社会现实亦多有讥刺。著有《大人先生传》等。

1. 主题及内容介绍

这是一首五言诗，也是一首咏怀诗。通过刻画“受命行役”“执锐披甲”的英武形象与生死命题的思辨，表达了诗人对忠贞气节的礼赞、对生命价值的叩问，以及对超越生死的永恒精神价值的追求。

2. 分段赏析

“壮士”二句颂扬壮士“欲威八荒”之志，气魄雄浑壮丽。按《说文》释“慷慨”为“壮士不得志于心”，可见诗人虽以壮士自况，然“威八荒”之志实难实现。故前二句语势雄壮，暗含壮志未酬之悲意。“驱车”以下八句具体展现壮士“威八荒”之志。因“八荒"指八方荒远之地，“驱车”二句起承上启下之效。“驱车”句呼应上文“威八荒”之志，“受命”句开启下文临危不惧、效命沙场之描写。全诗结构严谨，浑然一体。“良弓”二句描绘壮士装备精良。其手执乌号良弓，身披精光闪耀之明光铠甲。此二句非泛泛之笔，乃着重突显壮士英武风姿与慷慨赴国之态。形象鲜明，刻画生动。若前二句主客观描绘壮士英武形象，则“临难”二句乃主观讴歌壮士慷慨豪情。壮士既为国难远征，面对国难自当不惧牺牲，宁可身死魂飞，为国捐躯。此二句气势悲壮，令人动容，肃然生敬。壮士为国献身毫不可惜，显然与苟且偷生的“全躯士”迥异。诗人以“岂为全躯士”之反问句式扬起文势，复以“效命争战场”肯定句式抑降文势，起落之间波澜起伏，避免平铺直叙，增强诗之气势与感染力。读此八句，读者不禁为壮士英武精神与壮烈情怀所感，亦忆起屈原《国殇》与曹植《白马篇》。前者云：“出不入兮往不反，平原忽兮路超远。带长剑兮挟秦弓，首身离兮心不惩。诚既勇兮又以武，终刚强兮不可凌。身既死兮神以灵，子魂魄兮为鬼雄！”后者言：“弃身锋刃端，性命安可怀？父母且不顾，何言子与妻？名编壮士籍，不得中顾私。捐躯赴国难，视死忽如归。”此诗“驱车远行役”八句正承此一脉。故方东树评曰：此篇“原本《九歌·国殇》，词旨雄杰壮阔，……可合子建《白马篇》同诵。”（《昭昧詹言》卷三）“忠为”以下四句总括全诗，前二句点明壮士之志的礼教本质乃忠义，后二句揭示个人目的在于标榜气节，流芳后世。全诗如百川归海，总归忠义气节之旨，不仅贯通全篇，且辞义豪迈，慷慨多气，体现阮诗风格具有建安风力之特质。“建安七子”与“三曹”诗中多有抒发诗人建功立业之雄心与壮志难酬之悲慨，呈现刚健有力、悲凉慷慨之诗风，形成激越人心之艺术感染力。建安之后，诗人既失建功立业之客观环境，又消磨锐意进取之主观意志，故正始诗人阮籍、嵇康多数诗篇多表现忧生之叹与对仙隐生活之向往。然阮籍此诗（及其三十八《咏怀·炎光延万里》）一反常态，正面描绘功名与气节，其内容风格直承建安。盖阮籍本有济世之志，且自视甚高。其登广武山遥望刘邦、项羽争天下之旧战场，叹曰：“时无英雄，使竖子成名！”英锐之气逼人。故虽环境已定其无建立不朽功业之可能，此内心向往仍时会流露。

3. 作品点评

《咏怀·其三十九》这首诗以及《咏怀·炎光延万里》，可能关联着特定历史背景下的现实映射。清代学者方东树曾评述道：“‘壮士何慷慨’一诗实为《炎光》篇的延伸阐释，其辞章气势雄浑豪迈，显系针对时局而发”。据《晋书》记载，阮籍曾登临武牢山远眺京师时感慨而作《豪杰诗》，若此说可信，则《咏怀》组诗中“雄杰士”与“壮士”等意象或即指代“豪杰”形象。不过关于这些诗篇与具体政治事件的对应关系，目前尚无确凿证据支持特定结论。